黑泽明是个超级自信的人，从他在片场上被视作沙皇即可见一斑。随手翻阅黑泽明的自传《蛤蟆的油》，注意到他在两件事情上提到了自信心问题。

第一件事情是，1943年，33岁的黑泽明执导《姿三四郎》，这是他作为正导演的第一部作品。当喊出“预备，拍！”之时，一种紧张感油然而生。但拍完第一个镜头后，他已经完全沉浸于创造电影的巨大趣味中，一心想着拍啊，赶快拍啊。

此之前他对自己独立执导电影的能力的种种怀疑，都在第一个镜头拍好后烟消云散。

第二件事情是，当上导演后，黑泽明除了参加公司组织的俳句会，还专门向朋友请教了自己一贯漠视的陶器、瓷器知识，并且开始接触能乐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世阿弥的能乐专著《艺术论》，如痴如醉地观看喜多六平太、梅若万三郎等人的表演。

对于“日本独特的美的世界”的认识，使他产生了另一种自信。

两种自信，前一种来自于天赋、学习和创造。
后一种来自于本民族固有的美，落实到个人对此的体悟。

要创造美的、伟大的作品，这两种自信缺一不可。

在日本，自古有画富士山的传统。葛饰北斋《富岳三十六景》、歌川广重《不二三十六景》《富士三十六景》均是不朽名作。

近代以来，则有名家横山大观、片冈球子对富士山之画题倾注终身的热情。据说，横山虽然一辈子画富士，却从未登过一次富士，是否“敬而远之”，不以足践？

葛饰、歌川的浮世绘化的富士山，横山的神山化的富士山，片冈的异化的富士山，仿佛勾勒出日本绘画的简史，也证明了富士山是画不完的。

然而，对于中国的第一神山——泰山，似乎中国的大师们都鲜于涉笔，以至于很难找到一幅关于泰山的名画，可供我辈观览与怀想。对此十分不解。

→葛饰北斋浮世绘——富岳三十六景

→片冈球子和“变形”的富士山

我在不同的时间里，觉得我的朋友尘伪疯，像松本清张，像黑泽明，像若松孝二。
包括相貌、脾性和可能的才华。
但松本清张、黑泽明、若松孝二这三个人并不相像。

当各种各样乌托邦乡村实验都宣告失败之后，由武者小路实笃发起的“新村”运动至今还延续着，这是一件让人惊奇的事情。“新村”鼎盛时期的会员不知道具体有多少（1928年时有16个支部850个成员），现今则确实比较萧条，在埼玉县的“新村”内只有12个家庭共17名生活者（村外会员约180名），在宫崎县的“日向新村”则更少，只有3个家庭共5名成员。“新村”的孑遗是一种精神性的标志，不是失败是胜利，不像我们对什么都是扔走之前再补上决绝的一脚。“新村”也向外出售一些无农药米、鸡蛋、椎茸、竹笋和梅干之类，但没有发财致富的野心。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日本，他们生活在清贫。武者小路实笃自始至终是“新村”的导师，人们称他为“同志”。他所提出的“尊重人、尊重自然”的理想，在21世纪的今天似乎变得更加具有价值。这是不是也正是武者小路区别于其它导师的地方。

现在的“新村”的生活者以老人居多（老龄化问题比较严重），并不是理想主义的“白桦派”青年投奔和奋斗的地方。不过，我还相信一点，“新村”是有共同理想的人聚在一起，而不是一群人被动地接受某种“改造”。“赞美协力，又赞美个性；发展共同的精神，又发展自由的精神”这才是武者小路主张的“人的生活”。

如果不满意于城市生活，又不愿意当和尚、道士，我们是否可以前往“新村”？

>>財団法人　新しき村(創立１９１８年)>>

突发奇想，如果让福建省（在下的出身地）去日本找学习的榜样或赶超的对象（我们很多人都有赶超的恶习，我也不例外），应该找谁？

……随便找一个日本的县，比如福冈县（大家都带福字，先天具备一个共同点），或者长崎县（福建省和长崎县是友好省县），怎么样？

分析：

2007年，福冈县的生产总值是174560亿日元（约1.3万亿元），长崎县是42480亿日元（约0.32万亿元），福建省则近1.2万亿元。

而它们的面积（不管是福冈县还是长崎县）都只有福建省的1/20不到，可谓小而精、小而强，当然值得学习。。

但是如果选上一位个头比自己小那么多的对手，即使胜了，也胜之不武。福建人应该有更高更远的目标。

……所以我就继续找下去。

我的目光在日本列岛上巡视良久后，终于发现了一块很大很有魅力的土地。它位于日本的正中间，在日本的地理区划（不是行政区划）中称作“中部地方”，包括爱知县、静冈县、山梨县、岐阜县、长野县、福井县、石川县、富山县和新潟县9个县（图示）。

日本的县就是中国的省，都是Prefecture，所以我找到的是紧密相连、形如烟斗的9个“省”。

烟斗问：为什么要找我？

分析：

（1）福建省有9个地级市（福建省地图），日本中部有9个县。
福建省有6个沿海地级市、3个内陆地级市。日本中部也有6个沿海县、3个内陆县。
（2）福建省面积12.4万平方公里，日本中部面积7.3万平方公里。
（3）福建省人口3600万人，日本中部人口2343万人。

从这些情形、条件来看，两者还是有可比性的。但人家不服气——

（从自然、物产开始）

烟斗说：我有富士山。

福建说：我有武夷山。我滴世界遗产，你滴还不是。

烟斗说：我有绿茶，占据全国产量半壁江山。（它说的是静冈绿茶）

福建说：我有铁观音、大红袍小红袍，以及大量出口贵国的乌龙茶。

烟斗说：我有名古屋港。

福建说：我有福州港、厦门港……

（然后，说起了文化）

烟斗说：我有善光寺。“牵着牛也要去善光寺拜一拜”，听说过吗？

福建说：我有开元寺。“此地古称佛国，满街都是圣人”。
我有妈祖庙，海神信仰于斯为盛。

烟斗说：我有名古屋城、岐阜城、松本城，以及世界遗产——白川乡合掌屋。

福建说：我有崇武古城、汀洲古城，福建土楼也列入世界遗产。

（最后，才提到了产业）

烟斗说：我有越光米，在中国卖100元一斤。

福建说：我不会种。请多多指教。

烟斗说：我有丰田、本田。

福建说：我只有东南汽车，而且是跟贵国的三菱合资。

烟斗说：我有雅马哈钢琴。

福建说：我只有“钢琴之岛”鼓浪屿。

烟斗说：我的GDP是你的六七倍。

福建说：是啊，所以我找对榜样，找对对手了。

（唱：找、找、找对手，找到一个好对手，行个礼，握个手！你是我的好对手...）

至少在过去两千年内，东亚的文明可以谓之为稻作文明。河谷、平原、高山，稻谷从亚洲土地涌出，成为日光和月光下的诗篇。

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，对稻米都有一种宗教信仰一般的感情，而且也衍生出了宗教信仰。

中国自古有祭祀神农、五谷神的习俗，只是近代以来渐渐消弥。

而日本的稻神信仰文化久远博大，从未落败，至今全国有稻荷神社4万所，为神社数量之最（现在日本农民只500万，相当于总人口的20分之1左右），让人惊异的是，作为这4万所神社之总本社的伏见稻荷神社却是来自中国大陆的“秦氏”建造的。

中国的一些民族（包括汉族）相信米能驱鬼、辟邪。有的地方妇女产后回娘家，归省途中要在各路口撒米。
日本人也相信米能赶走恶灵。类似的有在产妇的房中撒米。

日本的老人们相信“每一粒米里都有一位观音菩萨”，一方面可见佛教信仰的普遍和深入（佛说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），另一方面则可看出他们对稻米的无比深情。人是吃稻米长大的（就这一意义来讲，人是由稻米做成的），人不应该感激稻米吗？
如此的拜物教，是人心与天地万物的统一。

由于“信”与“诚”，宇宙的秩序感和洁感，被巩固起来……

白幡洋三郎先生在其《日本文化99题》中，撰写了“贺年片”（年賀状）的条目。他把贺年卡也当成了日本文化的一部分。“随着邮政制度的普及，贺年片代替了串门拜年，通讯设备进步了，人们的观念却没有改变，岿然不动”。

欧美人一般只寄圣诞卡，所以真正有寄贺年卡习惯的是中国、日本、韩国这些东亚国家。
而中国极有可能是贺年卡的发源国。贺年卡大约发端于汉代，宋代时已很流行。

有一封北宋秦观写的贺年卡是这样的：

“观　敬贺
子允学士尊兄
正旦
高邮秦观手状”

到了明代，贺年卡更是司空见惯的东西，文征明就写过一首《拜年诗》：“不求见面惟通谒，名纸朝来满敝庐。我亦随人投数纸，世间嫌简不嫌虚。”

他也道出了贺年卡流传至今的原因。

不过，从现在中国市面上的贺年卡上，实在看不出延续一两千年后的文化沉淀。要么是粗制滥造，毫无美感可言；要么是华而不实，贴粉贴金，并造出奇怪的“机关”，像是一个玩具。

我们估计想都想不到，有千年历史的贺年卡，完完全全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。或者有人还以为它是由圣诞卡衍变过来的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小人书成了古董。照片摄于上海文庙

有人说，是因为电视、卡拉OK、电子游戏把风靡半个世纪的连环画，挤出了文化市场。
有人说，是因为日本漫画打败了中国小人书。

前者是不着边际的荒谬论调，后者则说中要害。但从根本上来说，中国的连环画是死于题材，死于画家们冥顽不化的头脑。


纵观1949年后的四十年中国连环画历史，
发现题材真是单调得让人焦急（当然是事后的焦急）

基本上只有两类：

一类是古典名著改编，
一类是革命故事。

在创作中基本上不用动脑子，因为故事要么是现成，要么就是照着模式编。

再看看同期（半个世纪时间）日本的漫画又流行什么题材，阿童木、机器猫、圣斗士星矢、阿基拉……
几乎都是勇气十足的开拓，大胆无比的创新。跟中国的连环画一对照，宛若两个星球，两个时代。

其实，
连环画在许多方面远胜于日本漫画书，如，情节紧凑，笔法细腻，携带方便阅读方便……
它的失败不是因为巴掌大的小开本，不是因为缺乏动态的画面，就是因为故事太陈旧了。
像革命小说一样，它只能存活于那样一个封闭的世界。

于是，固步自封的画家们一下子被时代淘汰了。流水不腐，户枢不蠹，停滞的头脑总是被活跃的头脑打败。


不过，即使到了今天，中国的跟风式漫画、跟风式动画（唯日本马首是瞻），也依然没有创造出什么好的故事。学来学去只学了个形式。

换句话说，只要你有好的题材，好的构思，去画中国的连环画（小人书的形式），也照样能成功。——连环画的复活，也不是不可能的。

故事之一

上海田子坊有一家名为“盈稼苗绣坊”，把贵州苗寨的绣娘请来，现场穿针引线。在这座东方大都市展示一种原初的手工艺之美。

女店主张燕，印染专业毕业，曾是月薪上万的西餐厅大管家。
她喜欢写诗、旅游，当她来到苗寨，对漂亮的苗族服饰一见钟情，开始不断的寻觅和收购。
后来她辞了职，在田子坊开了“苗绣坊”，专营苗族手工艺品。
由于经常到苗寨去，她发现那里大部分时间只有老人和孩子，村子冷清清的，特别是那些留守儿童缺少照顾，很孤独。
同时有人告诉她，苗族妈妈因为不识汉字，出去打工，经常被骗被拐。

张燕听了很难过，心里想，自己开店只能帮助少数的苗族妈妈，有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呢？
她希望自己有更开阔的思路。
于是，除了在上海开设苗绣教学班，还在苗寨当地发展了苗绣专业村，尽可能地把苗族妈妈们留在村里，又让她们有事做，可以为孩子赚学费。

到去年年初的时候，张燕已经帮助到300个妈妈，她的心愿是能帮助2000个妈妈就业……
用张燕的话讲，“帮助别人是最幸福的成功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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盈稼苗绣坊
田子坊·泰康路210弄3号218【地图】


故事之二

有一个日本人叫矢崎胜彦，经营着一家在纽约、巴黎都有旗舰店的大型服装设计和邮购公司。
有一次他来到四川大凉山，发现那里的孩子连书都读不起，于是捐钱建了一所希望小学。
但他也知道，帮上一个忙并不能解决当地的根本问题。换上别人，也许就拍拍尘土，顶着个善人的名头走人了。
矢崎先生也希望自己有更开阔的思路。后来他发现大凉山地区空气清新，水质干净，最适合种植绿色产品。于是把日本的名牌大米“越光大米”引进到这里，通过日本农业专家的本地化培植成功后，取名为“喜德之光”。喜德是属于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当地县名。
“喜德之光”大米卖到的钱，全部返还给当地。目前，凡是种植这种大米的家庭，孩子都能上学了。今年大米丰收了，产量200多吨。今年收获的大米，除了能够让更多的孩子走进学校，还将要保证85个孩子1年上学的生活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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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米很好，也很贵，100元4公斤，网上订购
电话订购400 810 5188
喜德之光网站：http://www.xidemi.com/

（这个故事是从王小峰的博客看来的）

旧时代上海的全民狂欢节——“三巡会”，让我想到日本的“祭文化”（节日文化）。

日本全国有几百几千个节日庆典，它们往往会在城市和乡镇的街道游行，穿着古式的服装，抬着神舆，形成浩浩荡荡的一个队列，犹如一幅历史风情画。与博物馆里的古画古瓷器相比，它们是活着的文化，是向未来流动的文化。

很多人都不知道中国以前也有同样繁盛的节日文化。

像清代和民国时期上海的“三巡会”不管是组织、仪仗、队伍、游行路线的长度、游行者的规模、观众的规模以及美学上的考究，恐怕都不会逊色于日本的祗园祭、天神祭之类。（有兴趣的可以参考《老城厢——晚清上海的一个窗口》一书）

仅从民间文化的角度来看，即使是最烂的时代，也比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新时代要有趣。